「他忽然感到彷彿被整個世界所拋棄了的孤單。他這才想到：這一整個世界，似乎早已綿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裡，從而隨著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辭色地轉動。 [1] 」
──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 2001 》
「現實秘境」是一檔關於重新思索當下亞洲與世界關係的展覽，十三組藝術家主要來自亞洲，通過他們對特定歷史和生活經驗的關注，組成多個或交錯或平行的時空向度，以異地/共時，或者是異時/共地的不同視角，去嘗試組構和揭露出歷史過往與當下生存之間的關係。其中無論是個人經驗還是集體意識，都關係到不同的歷史進程，在政治與社會變革力量的推動或消長狀態下所被形塑出的存在樣貌，宏大至現代國族意識的發生、生存疆界變動，細微至個人生命遭遇與家族歷史。這些特殊歷史過程的碰撞，是複數的、多層次的交織關係。在此之中，展覽特別關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冷戰過程，試圖檢視那些已被忽略或遺忘了的意識型態認同、生活價值之爭，如何以超驗的方式漫延和滲透至今日的日常生活裡。展覽也期待以這一段穿越了幾個世代的歷史經驗作為主要的反思樞扭（ pivot ）──而非歷史的結論──去勾劃另一種認識和敘述現實的路徑。
敍述現實
然而「敘述現實」並不如表面看起來那般容易，因為「現實」不是單一的線性因果於當下/此地所構成的情狀而已，更多情況，是在時間與空間兩個軸線所形成的各種維度裡的事件、經驗的交互作用，那除了我們所描述的地理、或物理性的世界，還包含了人的意識所投射與反映的心靈與精神世界。如何將這複數視野中的現實顯影出一幅持續且相關的變化關係，是這個展覽想要一探究竟的。換句話說，我們或可將展覽中的個別作品視為某個關於個體或集體的現實切片，而這些「切片」彼此之間所隱含的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斷裂或連繫，都將為我們鋪述出一幅更深刻的當代亞洲圖像或甚至是「共相」。
換句話說，「現實秘境」所想要呈現的，是通過類似現象學的方法──以藝術家對經驗、感知、記憶的挖掘、轉化與闡述作為基礎，去察覺意識與特定事物之間的幽微作用。這裡所說的「秘境」，並非指向神秘學，也無關乎遙遠的異境，而是如同本文前言引文裡作家陳映真所描寫的，對日常中所存在的「意義未明」的「提問」或持續的「體認」。這也意味著，本展企圖將那些自經驗提煉出的思想與覺知，視為一股延續性的「能量」或「趨力」，「歷史」在此不被視為封閉的過去，它是以「能量」的各種方式幽微而深刻地牽動、貫穿和形變/塑現代人的生活和生存價值。
台灣劇場導演暨文化評論家王墨林曾經說過：當人們面對歷史（考古、文件或紀錄）的時候，其實「時常是用了比較概念化的『記憶』，而不是『歷史』這個有知識生產性的名詞[2]」。那麼何謂「有知識生產性」的歷史？他說，「⋯⋯常常隔了很久以後，突然有個歷史學家跑出來告訴我們哪一段歷史是假的，我們一直在真真假假的歷史裡面。」面對這樣的狀態，當你不能爭辯哪一段歷史訊息為真時，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通過第一階段的覺察與描述之後，去探索和感知那存在歷史中的「幽微的心靈活動」。王墨林因此說道：「若說歷史成為一種『心靈活動』，那麼這種幽微性是不是一種歷史？......當我們不相信歷史是一種後設觀點，那還不如相信歷史是一種幽微的心靈活動。[3]」我們參照王墨林的方法：從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性敘事所發展出來的「精神世界」去理解「我跟歷史」的關係，而倘若我們也把同樣的方法放置到「敘述現實」的肉搏性場域裡，這些歷史心靈活動的幽微性或許也將示現出關於自我認同的構造過程。
亞洲的「共享自我」
本展期冀以「亞洲」為核心來進行對「現實」的再敘述，但為何是「亞洲」？在這裡，「亞洲」與其說是地理名詞，不如就看作是歷史心靈上的一個問題意識。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 Asia Art Archive ）曾於 2013 至 2014 年間，通過藝術實踐、亞洲藝術的典藏研究、檔案整理推動了一個深具意義的計畫，名為「拼湊亞洲」（ Mapping Asia ）。正如其出版物中的編輯導言所述：「光是『拼湊亞洲』這個命題的不可即，就足以叫人暈頭轉向。⋯⋯預設了一個版圖拼湊和整合過程。[4]」「亞洲」這個龐大而紛雜多面的概念，夾帶著數百年來對「他者」的想像投射，以及無數自我辨識的過程，從十三世紀末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帶回給歐洲的故事，到數個世紀之後帝國主義崛起，通過殖民手段所擠壓出的現代歷史進程，它從來就不是單一而固定的，其「認同」也並非是理所當然的。
那麼，又是否存在一種可以讓我們從這些不斷延異的歷史與文化差異中，找到相互對話與聯繫的方法？印度學者阿希斯・南迪（ Ashis Nandy ）曾提出過，在由現代國家形制與主權所畫下的疆界裡、在具消費性和主導性的強勢文化支配與宰制下，我們應當朝向去思索和追求的，是那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社群、甚至文化本身的「共享自我」（ the shared self ）[5]。他認為「共享自我」有兩個評判標則：一是對熟悉的或陌生的不同聲音的開放度；二是對人為苦難的直接而敏銳的意識。對於第二點，南迪舉了例子：「哲學家說我們不能感覺到別人的牙痛，這可能是對的，但我們可以認知到這痛，並用這認知作為我們概念框架的歸謬法[6]」換句話說，僅管亞洲內部有各自殊異的文化、信仰、語言和甚至是刻骨的歷史苦難，然通過開放性的檢視，和面對共同困境時，我們將發現仍有許多緣由與過程是共存、甚至共享，這也意味著，首先去認知那些造成我們不同經驗中的「共同」（但卻又被隱蔽）的近代歷史趨力，或將會是讓我們辨識出「共享自我」的開始。
近年來，亞洲再度成為「議題」，成為推動資本市場引擎轉動的一塊豐富的燃料，在此局勢下，也成為了各種國際政治的角力場。這並非歷史的偶然，它正是因應著歷史趨力的危機而浮現──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內，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全球化與跨國間的戰力競逐、中國於時序跨過了第二個千禧年之際年宣示「大國將崛起」[7]、 2008 年，世界發生了骨牌效應般跨國金融危機、美國則於 2009 年宣佈其重要的國際政治戰略：「重返亞洲」（ Pivot to Asia ）⋯⋯，就在這些看似各個獨立，實則相互牽動/牽制的事件、現象此起彼落之際，冷戰時代的「亞洲島鍊」在新一波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競逐與對抗中再度浮現其舊日的暈影。這或許可以使我們窺知一二，何以在各種政經與文化抗衡張力下，重新瞭解亞洲、談論亞洲在近年來成為了某種（具危機感的）渴望，或甚至是成為急迫的選擇與決策。然我們需要抱持警覺的是：「亞洲」這個複雜的概念或實體，如何再次提供了政治的、經濟的利益，乃至於文化也成為被汲汲追逐和消費的對象？
換言之，現/當代「亞洲『觀』（ visions ）」的形成和其歷史經驗不可分割，而從冷戰歷史出發，我們將範圍擴大為戰後至今，若以製圖學的方法來繪製一張「近現代亞洲心靈地圖」，那意味著：在被國家權力、政治經濟利益及意識型態戰爭所勾劃而鞏固的圖像之外，還呈現什麼樣的意識的網絡。然而最終通過「現實秘境」這個展覽所想提問的，是每個生存個體如何從這些幽微訊息中獲得更多關於自身未來選擇的洞見。今日，我們身處衝突與危機的時代，如何再次從對各種記憶與差異所構成的歷史關係中，去體會南迪所說的存於人類之間「共享自我」的意義，或許是如今思考日益複雜的亞洲命題和想像未來時，我們所能採取的第一步行動。
鄭慧華
獨立策展人， 2010 年與羅悅全共同成立非營利獨立機構「立方計劃空間」。立方計劃空間以策劃及研究導向之實踐關注「拓展策展」的可能性，致力於深耕在地文化、與藝術創作者的長期合作，和推動台灣與國際的對話連結。鄭慧華近年策劃的展覽： 2011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聽見，以及那些未被聽見的－台灣社會聲音圖景》、《重建/見社會》系列（2011－2013，台北）、《巫士與異見》（2013，香港 ）、《現實秘境》（2016）等；共同策劃的展覽包括：第三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憂鬱的進步》（2012）、《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2015）、《文明幻魅》（2015，盧森堡）以及《告訴我一個故事──地方性與敘事》（2016，上海）等。
[1]出自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收錄於《陳映真小說集3：上班族的一日》，洪範書店出版，台北，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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